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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行勇 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9-27 | ||
■本报记者 张行勇
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原，以其深厚、直立、包容等品质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但是黄河每年经陕县下泄的泥沙约16亿吨，其中90%来自黄土高原，随泥沙流失的氮磷钾养分约为3000万余吨。控制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减少入黄泥沙，提高旱地农业生产效率，改善生态与环境状态，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科研人员不懈追求的理想与生命实践。
在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几代科研人挥洒汗水与泪水、奉献青春和智慧，在黄土高原书写着人生的华彩乐章。今天，在黄土高原的葱茏绿色和农户们丰收致富的喜悦中，无不蕴涵着他们的理想与付出。
为了探寻这一独特的科研群体的创新历程与文化传承轨迹，《中国科学报》记者对重点实验室的老中青科学家进行了深入访谈，通过讲述他们创新求索的故事，以期对从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后来人有所启迪。同时，对一些已是耄耋之年的科学家近年来关于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方面的研究和见解予以梳理，展示一幅几代科学家献身“黄土水保”的群像，借十八大召开前夕，表达对他们的无限敬意。
余峥：骨灰撒在安塞山头
1972年，在延安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余峥，只身从西安来到当时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杨凌，走上了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岗位，担任所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余峥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年轻时又在陕北参加革命，由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那里，所以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对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着极深刻的印象。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回忆，当时，余峥把主要科技力量都放在安塞点上，连行政部门也不例外。这一做法在使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得到锻炼的同时，也促进了这批科技工作者走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
其中，有两件事对山仑影响至深，至今仍让他感动。山仑介绍，一件事是1974年暑假，余峥委托水保所团支委书记王平柱组织全所职工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子女赴延安和安塞茶坊村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次活动让这些孩子获得有生以来非常难忘的一次体验，也使他们终身受益。长大成人后的他们中间，有些人留在水保所工作，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着奉献。
第二件事发生在1996年。当80岁的余峥即将走完人生之路的时候，他在自己的遗言里写道：“不要登报，不要开追悼会，一烧了之……骨灰撒在黄土高原安塞茶坊点的山头上。”余峥去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和当地群众的要求，他的骨灰被撒在基地所在村的一个山头上。
杨文治：为水保事业贡献青春年华
杨文治，1984~1991年担任水保所所长,从事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工作已有半个多世纪。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他，谈到几十年的科研旅程，言语中充满了感慨。
1955年，杨文治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科学考察，从此与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面对当地老百姓苦苦抗争以求摆脱旧社会留给他们的贫困和落后，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是绝不会无动于衷的。”杨文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1954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杨文治在北京集中学习了一个月，然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处。那时，从北京到西安坐火车要颠簸30个小时，下火车后还要从西安辗转到杨凌小镇，工作及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在这期间，杨文治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在与老一辈科学家的交往中，在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到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和作为一名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更学到了求实敬业的科学道德准则。
“那时，人人确实从内心里格外珍惜为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事业贡献青春年华的机遇，并把它看作是锤炼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大好时机。”杨文治说。
作为土壤水分和水土保持专家，杨文治在黄土高原从事水土保持研究50多年，对影响和限制土地利用和林草植被建造关键因子——土壤水分物理进行了系统研究，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他以查明黄土高原整治土壤水分背景为切入点，系统研究了土壤水分物理特征，发现了一些新的规律；研究了土壤—植物系统中水分循环的过程，开辟了土壤水分研究的新领域；对黄土高原土壤干层的形成、分类及其危害的缓解对策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了黄土高原地区造林土壤水分生态分区，为该区实施造林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还首次对黄土高原环境旱化与黄土中水分关系进行了古今类比研究，从宏观上揭示了黄土高原沉积环境旱化在强度上存在方向性变化；沟谷系统中土壤水分生态环境微域分异，是黄土高原整治应重视的自然生态系统特点。他根据多年科学积累和科学实践，提出了在黄土丘陵区建立“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新概念，并建起了效益显著的实体模型，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所领导岗位任职多年，他还在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黄土高原区域治理”的立项、论证、试区选定，以及在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论证、立项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步入耄耋之年，杨文治仍在时刻关注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科学事业的发展。近年他与李锐主编的《中国黄土高原研究与展望》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达100万字，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一定特色的研究论著。这本书凝聚了几代科学工作者的智慧，是几十年的试验积累和科学研究的结晶。
杨文治从1993年开始剪报，历时18年，目前已积累了包括环境与生态、资源研究、黄土高原与西部大开发、农林牧科学、开发与战略、科学与未来、科学普及与科学道德等内容在内的资料共31卷。
2005年3月、2007年11月，杨文治分别给后任的研究所或重点实验室领导写信，希望重点实验室重视黄土高原的宏观研究，依据国家发展需求或国际上一些重大项目，如国际地圈—生物计划（IGBP）、人与生物圈（MAB）等考虑设计项目，特别是加强黄土高原产沙产流对黄河泥沙的影响趋势的研究，谋划“模型黄土高原”、“数字黄土高原”、“原型黄土高原”研究模型及将“三型”黄土高原链接起来的研究计划。他还提请关注退耕还林（草）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李玉山：无悔当初的选择
李玉山于1991年至1994年任水保所所长。1956年2月，他与李振声一同从北京调到水保所工作至今。上世纪80年代，组织上曾调他到西安、南京工作，但因无法舍弃黄土高原土壤水分研究项目，李玉山最终还是选择留在黄土高原。
“干事业、搞研究工作，要唯实、求真相、讲真话！”李玉山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对自己任所长期间的做法至今不后悔，如果历史能够倒回去，他也许还会那样做。
李玉山所谓的“不后悔”，背后凝聚了不少他的坎坷经历。1957年，他因个性问题而被取消留苏资格，回单位接受批评教育。他说自己虽不是党员，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他的影响较大。
1956年，他跟随老科学家历经4个月，徒步从陕北绥德县到宁夏固原县考察黄土高原，每天行走60里地，边考察边讨论问题，还会经常吃不饱，但每个人都情绪高涨。至今想起来，李玉山还是激动不已。1957年，李玉山开始探索黄土高原农田水分动态规律，经常要挖5吨土、3米深的土样柱，以探究黄土高原深层水分含量的情况。1960年，他曾经将铺盖卷搬到实验室一住40多天，坚持观察土壤水分变化动态。1961年他在《土壤学报》发表论文。
李玉山认为，一个重点实验室或研究所要依据国家重大需求问题确定方向，并且争取走在前面。“在地理资源学科领域作研究，仅靠文献是走不远的，也不可能产生大项目大成果。”
作为我国知名的土壤水分和水土保持专家，李玉山60年情系黄土高原干旱和水土流失两大生态问题研究，以水土保持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人生目标，提出的“土壤水库效应”和“以肥调水”理论，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在生产中起到指导作用；他创建的“王东沟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黄土高原下伏土壤干燥化及水分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系统总结和研究黄土高原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993年，其“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李锐：我们的措施效果好于美国
李锐197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1972年分配到水保所从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工作至今。2001年至2006年，李锐任水保所所长；2010年10月，他在世界水土保持协会大会上被选为主席。
作为“973”项目“中国主要水蚀区土壤侵蚀过程与调控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李锐目前正在致力于把该项目已取得的成果用于黄土高原出现的新情况的研究上，如退耕还林还草引起的局部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流入黄河的16亿吨泥沙减少为1.6吨而引起的土壤系列变化，以及开采煤、汽、油等剧烈人为活动对社会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等。
据介绍，李锐从2005年就开始筹划相关研究，并与一些同事酝酿多年，最终，该项目于2007年获得国家科技部支持。该项目以水保所老科学家常年在黄土高原研究积累的科研成果及研究平台为基础，主要目的是将在黄土高原取得的水土流失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在东北黑土区、南方红壤区、西南紫色土区等主要水力侵蚀区加以应用，以揭示不同方式和不同尺度下土壤侵蚀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空间格局、影响因子、作用机制，从而构建中国多尺度水蚀预报模型。该项目提出了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的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为国家制定水土保持战略和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在我国的水土保持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以前是美国比较先进，体系比较完善，而今天是我国的措施和效果比美国的好，理论水平也比美国的高一些。”李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深受非洲国家的认同和欢迎，并希望他们加强在当地的推广示范。
刘国彬：造福乡亲无愧良心
水保所现任所长刘国彬研究员，是一位不善言谈的陕北榆林汉子，他给许多人的第一感觉是很像一名乡干部。1988年，刘国彬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第二年，他谢绝了澳方老师要求延长时间的期望，回到黄土高原。1990至1991年，他在美国做研究学者期间，时任所长的李玉山到美国大学考察时，美方导师提出希望刘国彬读博士，再次被他婉言谢绝。几乎每每遇到选择，刘国彬都会毅然决然地把目光投向黄土高原。
“我是榆林市榆阳区人，生于黄土高原，长于黄土高原。在国外工作，总找不到归属的感觉。”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刘国彬这样解释他多次选择背后的原因。他说，为家乡干点自己所学和想干的事，减少水土流失，造福乡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活得也踏实。
1975年，刘国彬高中毕业，而后当了近3年的建筑工人。1978年他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高考前两天还在每天干10个小时的建筑活。考上西北林学院造林专业后，刘国彬一路读到水土保持的硕士、博士。
刘国彬坦言，水土保持并不是他年少时喜欢的专业。“但是，既然从事了这一研究事业，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要努力学好、干好。”现在，他对他的研究生也如此要求，“既然学了、干了，就必须像老前辈一样，在黄土高原踏踏实实地蹲点，做好基本的观察记录”。
刘国彬共有8个兄弟姐妹，小时候家里穷，但兄弟姐妹们很抱团。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家中正屋中央却悬挂着“尊重父母，效忠祖国”的家训，而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深深影响了刘国彬的成长。
刘国彬说，自己在思想观念上与一些前辈科学家基本上没有代沟，这些老科学家在思维方式、学术风格上对他影响很大。“就像我作为2008年奥运会杨凌的火炬手一样，必须努力把黄土精神传承给自己的学生。特别是要尽力创造条件，在重点实验室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有所突破。”
据了解，刘国彬于2008年获得首届周光召农业科学奖。这是一项每年在两到3个领域仅奖励3位左右具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奖项。刘国彬之所以获得该项奖，是因为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从事黄土高原流域治理与区域农业综合发展的研究与示范工作，作为水土保持研究所流域生态与管理知识创新学科带头人，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试验示范研究，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战略、植被水土保持机理及效益评价、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理论及指标体系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刘国彬脚踏黄土成为学生的楷模。2000年，他的一个研究生在陕北农村坚持观察研究半年，在做好项目的同时，不但帮助村民科技种田，还组织村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与农民真正打成了一片。
邵明安：扎根西北钟情黄土
邵明安，2006年至2010年任水保所所长。为了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事业，他多年放弃与北京家人和北京工作单位的岗位待遇，在黄土高原的试验站点奔波。读研究生期间，邵明安在导师的指导下，善于动脑，勤于实践，被誉为富有求实进取精神的有为青年。走上工作岗位后，他更是精心钻研，扎根西北，和黄土打交道。在科研工作中，邵明安把扎实的数理基础与土壤专业知识相结合，十分注意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创造性地把某些发生在土壤中的物理现象用数学方法加以描述，研究结果科学可靠，令人信服。邵明安等研究的土壤—植物系统水动力学成果获2001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本人也荣获中国科协首届“青年科技奖”。
立足西北、扎根黄土高原半个世纪，重点实验室及研究所几代科技工作者围绕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在条件艰苦的黄土高原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形成了协力攻关、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并经历10年创新的野外科研文化锤炼，如今已升华成为一种独特的“黄土精神”。
《中国科学报》(2012-09-27 A3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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