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有科和他的同事们，在陕西米脂县孟岔村——这个全中国极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用每亩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项全国大枣亩产纪录，使这个靠天吃饭的无名村庄成为枣林示范村，默默地编织着他们自己的农业节水保卫战。
4年前，记者去陕西米脂县孟岔村采访的时候，没有想过技术推广的概念，没有想过“最后一公里”的概念。汪有科所做的“最普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对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最好回应。
■本报记者 黄明明
老一辈中科院人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赫赫有名的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人增粮减，在此背景下，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决意举全院之力，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贡献。中科院27个研究所400名科技人员深入冀鲁豫皖4省农业一线，掀起了以盐碱地治理和中低产田改造为主题的粮食保卫战。
1987年，还是个年轻小伙的汪有科深受“黄淮海战役”的精神影响。20多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汪有科已是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也有所转变。但当年“黄淮海战役”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那一代农业科研人员。
如今，汪有科和他的同事们在陕西米脂县孟岔村、这个全中国最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用每亩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项全国山地大枣亩产纪录，使这个靠天吃饭的无名村庄成为枣林示范村，默默地编织着他们自己的农业节水保卫战。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充斥着解决“农业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升农业的科技贡献率的口号声中，也许，汪有科的行为可以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农业科研从哪里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业科研精神。
蹲点
汪有科在孟岔村的节水灌溉是从开荒开始的。
榆林在陕西的最北端，紧邻沙漠。从榆林市的北端到南端，是中国区域贫富差异的极端体现。北边的神木县，主业矿产，又因全民医保而闻名。而以米脂县为代表的南方6县，年GDP不足神木县的1/25。
大枣，成为米脂的主导产业。“干旱少雨，靠天吃饭”，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米脂的枣虽好，但少。
1999年，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政策，这使得一直靠最传统的农耕生活，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米脂县看到了一丝希望。也就是那个时候，大胆的米脂县银州镇孟岔村村民孟浩海，收起了外出打工的行囊，承包了580亩荒山种枣。
历史的经验是，“听不见黄河声，种不出好枣”。在老孟之前，米脂的大枣都种在黄河两岸。
谁都不会想到，在10多年后的今天，也正是在老孟的那个荒芜了几百年的山头，刷新了全国山地红枣种植的多项高产纪录，成为干旱地区推广节水农业的典范。
2006年，当榆林市科技局带着从杨凌来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吴普特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中心研究员汪有科来到米脂的时候，老孟正干着急。
作为当地的承包大户，老孟带着儿子媳妇全家齐上阵的山头，每年只能余下几千块钱的收入。因为缺水，效益上不去，钱都花在了人力支出上。
老孟为了干活方便，在山脚下用碎砖垒砌了两间小房。住在那个类似工地的临时房里，汪有科和他的三个学生开始了在孟岔村推广滴灌的第一步。
上下山没有路，顺着脚印走。没有凳子，坐在磨盘上讨论问题。早起上山，中午12点下山回来，和老孟的十几个工人们一起吃大锅饭。夜幕降临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再回到山脚下。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
记者三年后才知道，2009年去采访的时候，和蹲点的师生们围在一起，吃着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烩菜，已是难得的改善。
毕业的学生们经常想回到米脂去看看。那段喝着小米粥吃着萝卜丝，顶着大太阳的科研生活，是上学期间最辛苦的，却是最难忘的。
还有一个故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去试验点视察大枣节水灌溉。下山的时候，大家一起合影。结束时，张光强去感谢那个给他们照相的“村里”小伙子。
然而当张光强得知眼前的这个晒得黝黑、完全是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是自己学校的博士生时，眼睛湿润了。
“没想到我们现在的博士生还能如此耐得住寂寞，蹲点在一线。”
谈及蹲点，汪有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的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在榆林做大田土豆节水灌溉试验示范的时候，住在乡政府的窑洞里。几个女学生睡在一个炕上，门上没有锁，就用铁丝拴着，再抵着根木棍。
“也正是在那种地方踏踏实实待下来，你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陕北那个特殊地带，节水灌溉的价值之所在。”
两个家
此后，汪有科就有了两个家——一个家是农业科技城杨凌，另一个家是陕北榆林。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七年。
从每年的4月份土壤解冻，到10月份大枣收获，这段春华秋实的时光，他是属于米脂的，把技术和成果书写在黄土高原上。冬天回学校的时候，再总结一年的实验数据，把黄土地上的实验转化为论文。
从杨凌到米脂，800多公里的距离没有直达的火车。最初的时候，汪有科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咸阳坐火车去榆林，从榆林转汽车到米脂，再搭车到山脚下。
火车票常常难买。汪有科曾一度到西安坐大巴车。晚上坐车，天亮到，10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谁也不会想到，在那个密不透风的大巴车厢里，有这样一位教授，为米脂的大枣节水实验而奔波。
2007年，滴灌大枣节水技术在陕北榆林已经小有名气，出于综合技术推广的多方面考虑，51岁的汪有科学起了开车。
有人劝他，年纪不小了，开什么车啊？需要的时候，租辆车呗。
汪有科明白，在很多地方都是在村沟里，压根没有汽车路，雇车有时候也没人愿意去。有一次，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建立节水红枣示范林，汽车不能上山，山坡陡得几乎接近75度。起先，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学生上去。他和另外一个教授坐上由农户自己驾驶的三轮车，“哒哒哒”地左转右转冒着黑烟上山考察。其实，连汪有科自己都有些担心危险，但越是这样的地方，做节水灌溉才更有意义。
“我们经常出去，总不能天天雇车吧？不方便，每年野外工作6个月租车也不划算。”后来，汪有科从学校找了辆已经开了30多万公里的二手车，给自己和团队当起了司机。
家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安全。
陕北的乡村道路，上山下坡加上急弯，小车只能勉强过去，几次遇到下雨，路就断了，车子就得撂下。为了去邻县调查大枣优良品种，车开到半路路不通，步行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当返回来时已经天黑，山上几道弯曲的小路已经找不到那条来时的路，结果还是走了一条从来没走过的山路。漆黑的夜晚，周围就像是黑色的天空，偶尔看到的窑洞灯光就像是星星，三角形的黄土路，山极陡，车前只能看到十几米，甚至几米，十几公里的车速开得人直冒汗。
去榆林神木县考察的时候，车陷在了沙漠里，后来没办法，从县里借了辆越野车把车拖出去的。一次晚上返回的途中遇到暴雨，在高速路上车胎爆裂，他和同事用手机照亮更换了轮胎。
跑在半路上，车轴断了；高速路上，车没油了……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而这些在汪有科看来都再正常不过，越是干旱的地方，就越是农民需求迫切的地方；越是常规灌溉解决不了问题的地方，也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有段对话，让记者至今难忘。
“为什么这么坚持在一线蹲点？”
汪有科说：“觉得有价值，自己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快乐的。”
“怎么个快乐？”
“吃得香，睡得踏实。”
“然后呢？说点艰难的事情吧，那些难忘的。”
他瞪着眼想了半天，“到底什么叫艰苦，你告诉我。那有啥艰苦啊，坐在办公室里想，觉得那危险。到实验点就像投入了战斗，每天都是那样，很正常”。
得对农民有情感
自从开始“陕北山地红枣集雨微灌工程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之后，单位之前熟悉的伙伴们也很少见到他。学校一打电话，汪有科十有八九都在陕北。同事偶尔见面的时候会开个玩笑，说他在陕北有了家。在同事的眼中，汪有科这种长期蹲点的行为，好像有些不正常。
外人眼中的这种“不正常行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业科研单位中却非常普遍。只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在城郊有块试验田。长时间实地蹲守在一线的，已经很少见了。
那个时候，天天在野外。在林场里，一住3年。上山只能靠走，早上起来背着两个馒头、一壶水、一个鸡蛋，走4个小时才能到山上的试验点。有的时候用自行车推着一截两米左右的铁棍，带上个钻头上山，到山上的时候都累得没劲了。饿着肚子，就得开始钻泥，然后再把土背回来，研究土壤的水分和养分。
现在的情况则与过去大不相同。铁钻可以用车拉上山，浅的打2米，深的可以打25米。“要在以前，25米深的眼得打好几天。现在选几个点，看土壤水分是不是一致，就知道水分有没有流失。”汪有科感慨地说。
汪有科现在的很多科研行为和习惯都是得益于那个时候养成的，例如吃苦精神、实干精神。“科研，特别是农业科研，可以在实验室里写东西，但是要指导生产实践，需要和具体的情况相结合，要实实在在地在地里收获东西。”
后来，汪有科参与的黄土高原飞机播种造林种草研究，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那个时候的奖项可比现在少多了，大家也不怎么去考虑奖项和职称的问题。我们胆子小，就报了个二等奖。评奖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说，这个项目应该给一等奖。但没有这样的先例，哪有自己报二等奖，后来批一等奖的。”说到这儿，汪有科乐了。
获奖之后，中科院奖励了两辆摩托车，汪有科成为那个时代里最早骑摩托的人。他很是开心，因为以后再上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体力。
“和现在的大环境比，好像我们吃苦了，天天在野外；但是和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多了。农业科研必须得有这种精神，否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汪有科解释说，干农业这一行，得对农民有种特殊的情感。爬山累不累？累。但对爬山爱好者来说却是一种享受，因为有兴趣在。
“当年走在农户专门为你们而铺的石子路上，吃着他们煮的荷包蛋，看着他们眼巴巴的期待时，才能更体会到你的价值所在。”汪有科感慨道。
和汪有科同一批的同事们，大部分都去国外定居，很多都改了行，还有人做了生意。
“我们也爱钱，但到了这个年龄，还是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生态和经济价值
从每亩灌溉169方水，再到54方，再到10方，再到利用雨水收集就地入渗无灌溉——通过矮化密植栽培技术与微灌技术相结合，有限的水资源在米脂山地的效益得到了最大化的放大。榆林地区亩产平均只有150公斤，而老孟在山地上种枣达到了每亩均产1300公斤以上，试验地达到500公斤以上。
现在的孟岔村，俨然成为了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生态型现代农业的样板。到处都是红枣林，6000多亩荒山的沟沟壑壑已被整齐划一、合理密植的枣树林所覆盖，宛如一条载有绿色希冀的长廊。
即便是过去180亩无法造林的山地都栽上了枣树。在孟岔村一处接近90度的陡坡上，几十棵枣树都旺盛地生长，让人叹为观止。汪有科说，他们专门设计的陡坡控水渗灌技术，保证了陡坡枣树与其他枣树一样丰产，使180亩无法造林的山地全部栽植上枣树，让土地产值真正做到了最大化。
汪有科总觉得，在陕北待得越久，自己身上的担子越重。
国家对黄土高原的土地在经济上从没有过多的诉求，一直把黄土和沙丘治理当做是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点。
而现实的问题是，由于退耕还林（草）工程主要是依赖国家政策补贴来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增收没有得到同步协调发展，如果政府退出补贴，当地农民的生存该如何确保，他们会不会又回到上山放羊、开荒种地的生活状态中？这也是国家退耕还林（草）工程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黄土高原地区面积达6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15，人口约1亿。由于水土流失和干旱缺水两大瓶颈的限制，这里一直是我国生态脆弱和经济贫困的地区之一。
此前，“榆林市红枣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调研时发现，80%的农户种了枣树不施肥、不管理，几乎没有什么效益；多半的农户表示如果没有国家补贴，还会上山寻求别的生计。
如何在维持生态和发展经济之间找到平衡的支撑点？陕北山地红枣集雨微灌工程技术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吴普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希望通过现代微灌技术让有限的水资源在山地得到充分利用，选择适宜山地栽植且效益高的经济林作为实施对象，集成品种、栽培、集雨、微灌等先进节水，实现生态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我们的科技成果写在这片黄土地上。”吴普特说。所以，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团队、老师和同学们长期坚持在最艰苦的一线蹲点，除了继续完善技术体系、开展科学研究，还利用大量的时间在做示范工程的勘测、规划、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导培训工作。
他们希望使更多的人认识这项技术的价值，有更多的农民掌握和应用这项技术，也希望生态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黄土高原更大范围推广应用。
盼春天
很多人曾劝汪有科能放的就放，少做点蹲点工作，需要的时候，去做做技术指导就可以了。
这些道理，汪有科都明白，可总是放心不下。“农业科研耽误不起，几天不在，耽误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收成。一年能完成的实验，搞成了两年，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对于孟岔村的枣树，汪有科总是有一万个牵挂和一万个不放心。
“春天发芽不好，不行；有虫害，不行；不开花，不行；开花不结果，更不行；坐果的时候遇到连阴雨天，也不行。”
“枣树也有生命，好比是自己的小孩子。别人也能看到，但只有每个环节都亲自看着，才能最放心。而且，学生在实地的生活问题、安全问题，也都放心不下。”
现在的汪有科已不仅仅是为了节水灌溉而去关心枣树。园艺、肥料、农业经济、食品加工等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越来越多的相关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在米脂蹲点。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实验后，汪有科发现，节水是个系统链，比如抗旱性枣树的品种选育、节水型的园艺修剪等，都需要引起重视。除了枣树的丰产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病虫害防治、大枣的深加工和销路。
冬天，回到学校。汪有科依旧有着一箩筐的和枣树相关的事情要做。写论文总结，申请专利，分析生产上的问题、经济效益的问题，总结一年来在地里发现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即便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在想着枣树的事情。
再见汪有科是2012年一个冬日的午后，在北京东三环的宾馆里，沐浴着阳光，汪有科仰着脸笑着，那表情仿佛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孟岔村。
“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孩子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心里总是痒痒的，盼啊、盼啊，就盼着春天早点到来。”
离开榆林的时候，记者从飞机上往下眺望，黄土高原上的那一抹绿色中，应该有着“汪有科们”的足迹。
《中国科学报》 (2012-02-24 A3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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